中共云南一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。近日，记者踏访红色蒙自，溯源查尼皮中共云南一大的红色往事，并就大会选址缘由、核心议题以及对云南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等问题，专访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、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朱俊，重温云南早期共产党人于绝境之中坚守初心的故事。

　　记者：当时昆明、蒙自等城镇具备开会条件，为何最终选定查尼皮这个偏远少数民族村寨召开中共云南一大？这个地方最关键的有利条件是什么？

　　朱俊：很多人会产生疑问：昆明是省会，蒙自县城也是滇南重镇，城镇里交通便利，也有党组织活动基础，为什么要翻山越岭，跑到查尼皮这样一个深山小村寨？这是当时敌我斗争形势、党组织工作布局、群众基础多重现实共同抉择的结果。

　　先看清1928年云南的大环境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 反革命政变之后，全国大革命陷入低潮。当时云南省大约300名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，120人牺牲、失踪。昆明作为云南省的政治中心，军警、特务密布。国民党到处设立关卡，检查户口，禁止集会结社。昆明地区的工会、农协、妇协、学联几乎全部被迫停止活动，党组织在昆明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。

　　从大的形势和环境来看，滇南蒙自是理想之地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：一是党的工作重心向滇南转移。1927年底，中共云南临时省委成立后，迅速组织党团员向滇南铁路沿线、矿山及全省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转移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。二是迤南革命形势发展迅速。党组织在滇越铁路芷村车站、个碧铁路蒙自车站、蒙自机修厂、蒙自电灯公司、蒙自海关等地建立了党支部。在滇越铁路的芷村、阿迷、可保村等车站以及个碧铁路的碧色寨、蒙自等车站建立了工会组织。三是蒙自的组织基础非常好。蒙自是云南早期党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，是滇南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区。蒙自党支部是滇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，也是云南最早成立的基层党支部之一，在其领导下，蒙自县农民协会和云南省妇女解放协会蒙自分会成立，云南省妇女解放协会蒙自分会有会员200余人，是云南第一个成立妇女解放协会分会且会员人数最多的县份；1927年12月在蒙自建立中共迤南区委，是云南省成立最早的区委，也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在地下斗争时期设立的唯一的区委。

　　那查尼皮，它到底具备什么条件？ 第一，地理位置的天然安全性。查尼皮是苗、彝、汉三族杂居的山寨，地处蒙自、屏边、文山三县交界。山高林密，站在村子高处，可以远远望见从各个方向进山的人；外人走到离村子几十米的地方，还很难发现村庄房屋，非常利于放哨警戒。当时全村仅13 户人家，反动力量很少关注涉足这片山区。同时它又不是完全与世隔绝：距离滇越铁路芷村（迷拉地）火车站6公里左右。

　　第二，最核心的关键：坚实的少数民族群众基础。这也是选址的决定性条件。 1928年5月，迤南区委派遣黄明俊来到查尼皮，以小学教师身份开展地下工作。短短三个多月，就在这里发展党员80多人，建立起云南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 ——查尼皮党支部；在周边10多个村寨建立农民协会，农协会会员达800多人。 当地彝族、苗族老百姓认同党的主张，同情革命。

　　第三，这里已经是党的成熟根据地。在中共云南一大召开之前，1928年8月查尼皮已经开办工农干部训练班，训练工农骨干；组建了30余人枪的查尼皮游击队，这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游击武装；王德三、吴澄、李鑫、杜涛这些云南党的高层，已经多次到这里开会、布置工作，这里已经是云南省临委的临时驻地。食宿、安保、联络的整套条件都已经现成。

　　当然也有现实困难：条件极其艰苦，没有桌椅板凳，代表坐草墩、砖块，一盏小马灯就是全部照明。但在白色恐怖之下，安全、群众基础压倒一切物质条件。

　　记者：会议主要讨论了哪些内容，主要是针对当时云南革命面临的哪些现实困境展开？

　　朱俊：中共云南一大于1928年10月13日开幕，开了整整两天。开会地点就是村民的茅草土坯房。主持会议的是吴澄，会议开场全体代表齐唱《国际歌》，并且为赵琴仙、陈祖武、罗彩等被反动派杀害的烈士默哀。参会一共17 名代表，代表成分非常广：蒙自农民代表、铁路工人代表、个旧矿山工人代表、学生代表、教员代表、共青团代表、旧特委代表、迤南区委代表，还有中央新派回来的军运代表张舫。

　　会上通过《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》，包括《云南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》《组织任务决议案》《职工运动决议案》《农民运动决议案》，系统总结了云南党组织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经验和失误。主要解决以下问题：

　　第一，省级党组织领导机构残缺，全省革命近乎群龙无首。大革命失败之后，王德三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；赵祚传主持省特委工作，之后回乡筹款被捕牺牲；大批领导干部分散在滇南各个县做基层工作。昆明的领导机关人丁单薄，各地支部大多各自为战。秋收斗争马上就要开展，没有统一指挥，各地工作有停滞的风险。会议选举新一届的第二届中共云南临时省委。选出书记陈廷禧；常委陈廷禧、吴缉熙（吴少默）、张舫；委员吴澄、陈家铣（后叛变）；候补委员杜涛、杨立人（杨达经）。重建省级领导班子，健全了云南省党组织的领导机关。

　　第二，大革命失败，白色恐怖席卷云南，党员牺牲被捕，党组织转入地下，过去工作有很多教训需要复盘总结。大会系统复盘“二六”倒唐政变之后云南党组织全部工作的得失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会上大家坦诚检讨：过去我们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昆明，对农村、工矿重视不够；等到大屠杀到来之后，城市党组织遭受重创。大家肯定成绩，也毫不回避缺点。吴澄还主动作自我批评，检讨自己没能及时推动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。

　　第三，和党中央联络隔绝，收不到上级最新指示。这是云南党组织巨大的痛点。当时国内交通不便，通信设备落后，这次开会之前，省特委专门写信请示中央，请求允许召开全省代表大会。开会的时候，中共六大已经在莫斯科开完，但是六大的文件完全还没有传到云南。云南党组织只能依据八七会议精神来开展工作。会议讨论中明确提出：党的政策要地方化，不能呆板照抄外地的文件口号，要提出适合云南实际、又不违背党纲的斗争口号。

　　第四，工农运动发展不均衡，矿山、铁路、少数民族农村工作有很多短板。当时云南有两个非常特殊的产业：一是滇越铁路、个碧石铁路；二是个旧十万锡矿矿工；同时有大量少数民族农民。但是之前党的工作对矿山、铁路、少数民族农村挖掘不够。对应讨论内容：《职工运动决议案》，提出斗争方式要根据实际转变，如反对当局随意开除工人，在矿工中提出“工人做工、退工自由”的口号，要夺取工会领导权，发展赤色工会。《农民运动决议案》，要求从日常小的经济政治斗争入手，在斗争中扩大党及群众的组织；特别强调团结少数民族，提高其觉悟，消除民族界限。

　　记者：本次会议结束之后，相较于会前，云南的革命工作发生了哪些实际变化？

　　朱俊：积极的实际变化包括：一是完成向上级报告，会议获得党中央正式追认。王德三1928年11 月从莫斯科回到云南，立刻落实一大成果，召开省临委全委会，学习、确认大会决议。撰写《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》，完整汇报查尼皮党代会全部情况，把四份决议全部报送上海党中央。1929年2月，中央专门写下《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》，明确评价：“云南第一次大会的决议案，大体上尚是对的”，正式追认这次党代会的合法性。

　　二是结束领导机关涣散局面，全省有统一指挥核心。新的省临委正式履职，把分散在各地的党组织统一领导。各个区委、县委按照大会决议调整工作方向，把工作重心更加坚定地转移到铁路、矿山、农村。

　　三是武装斗争从讨论走向实践：阿加邑秋收暴动。1928年10月底，在蒙自、屏边、文山3县交界的蒙自县阿加邑组织武装准备攻打土豪据点。虽然因为消息泄露、天降大雨山洪暴发，队伍集结失败，暴动流产，总指挥杜涛被捕牺牲。但这是云南党组织在“清共”大屠杀之后，第一次大规模以土地革命为号召发动农民武装斗争，震动滇南反动当局，也给云南地下党留下非常宝贵的武装斗争教训。

　　四是工人运动蓬勃推进。会后，1928年1月，李鑫化名施鸿祥，和戴德明等人打入个旧马拉格锡矿，建立中共云南第一个矿山党支部，发动矿工罢工，争取改善待遇。铁路方面，巨柏年等领导个碧石铁路工人斗争，后续爆发个碧铁路全线大罢工，三千多工人参加，争取加薪，并且取得部分胜利。

　　五是基层党组织大规模发展。经过整顿，1927年底全省党团员仅198人；到1928年底，全省党团员发展到600多人。建立起中共迤南区委员会，一大批县委、特支、农村支部建立，大量在少数民族村寨发展党员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中共云南一大，不是一个简单的 “历史地标故事”。它背后是1928年白色恐怖下，云南一批共产党人在深山茅草房里面，在生命随时受威胁的处境下，思考云南往何处去，怎么救云南劳苦大众的探索。（记者张亚云）